今案从文字本身的涵义来看，所谓“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”，似乎应当理解为从某处割取原黔中郡所辖的境域，来设置武陵郡。这一记载，恰恰可以证实，洞庭、苍梧两郡，确实应已合为长沙一郡，而武陵郡则应是汉高祖五年在封授长沙国时，由长沙郡中割除原黔中郡辖界所设立。

至于洞庭、苍梧两郡合并为长沙一郡的具体时间，因为目前已公布里耶秦牍洞庭郡出现的最迟年代，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四月，从而可知其与苍梧并为一郡，应当在此之后。

了解到秦黔中郡的这一曲折变化过程，以之与秦三十六郡中的其它郡相对比，便可以看到，黔中郡乃具有与众不同的沿革经历。其独特之处，可图示对比如下：




①秦郡

汉郡










同名秦郡

汉郡




②秦郡



另名秦郡

汉郡




















③黔中郡





①长沙郡





















从上图中可以看到，秦初并天下之三十六郡，后来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变化。

第一种沿革形式，是直接由秦郡沿续为汉郡。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，这一类秦郡，在对应的汉郡下，径行标注为“秦置”或“故秦某郡”等字样。第二种形式，是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秦郡，其中一个郡沿用原来的郡名，另一个郡则重新命名，再分别沿续为汉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沿用旧名的秦郡，一如上述第一种形式，在相对应的汉郡下，注明为“秦置”或“故秦某郡”等字样；而分出的另一秦郡，则不再标注为秦郡。这是因为《汉书·地理志》追溯建置沿革（更准确地说，是班固所依据的档册资料），不仅是以秦始皇始分天下之三十六郡为起点，而且只反映秦始皇所划定的这三十六郡；除了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新拓岭南地区所置南海等三郡，因已超出三十六郡旧有疆界范围，不能不予以体现之外，对于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的秦代建置，一律不予表述，凡汉初沿承的这类秦郡，一律标注为高帝所置。

黔中郡沿革不同于上述两类秦郡的独特之处，是它在秦末或楚汉之际被合并到长沙郡当中，及至汉初在黔中旧境设立武陵郡时，乃是割长沙郡以分置，而长沙郡本是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，自身有清楚的沿革起点，所以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的武陵郡沿革，便被记为“高帝置”[218]，从而丧失了秦三十六郡的身份。当然，如前所述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这样记述，并不是直接出自班固，班固所据档册资料，已然如此。这样，黔中郡就在设置的分合变化过程中，与故鄣郡一样，不明不白地淹没于整理档册的文吏之手。

由于黔中和故鄣这两郡的缺失，班固为凑足三十六郡之数，编排其郡国增衍体系，则不得不另外添加上后设的岭南三郡并将内史剔除于三十六郡之外。这虽然纯属推测，但却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所谓“秦三十六郡”的由来[219]。

九原。王国维提出，九原郡名始见于史籍的时间，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之后：



三十五年除道，道九原抵云阳。自是九原之名始见于史。故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，归，巡北边，自上郡入；至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，其丧乃从井陉抵九原，从直道至咸阳，明始皇三十二年以前，未有九原郡也。



案王氏所述上述史事，俱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[220]。按照王国维的思路，秦人一旦设置九原郡，上郡似乎就不再可能成为边郡，既然《史记》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“巡北边”而“自上郡入”，就说明此时尚未置有九原郡。依此，九原郡的最早设置年代，应为秦始皇三十三年，而正在这个时候，秦朝的西北疆域，发生了重大改变。王国维就此论述说：



（秦始皇）三十三年，略取陆梁地，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。又前年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，北击胡，略取河南地。是年，又西北斥逐匈奴，自榆中并河以东，属之阴山，以为三十四县〔《匈奴列传》作“四十四县”〕。此三十四县者，优足以置一大郡。以地理准之，实即九原郡之地。



即九原郡应始设于秦始皇三十三年。

依上文所述，所谓“九原之名始见于史”的时间，是否确实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之后，乃是王国维的结论能否成立的关键因素。

今案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“河南地”之前，上郡固然为与匈奴等诸胡族相邻接的边郡。虽然在它的正北一侧，至少还有云中郡遮挡，但是，这并不能改变上郡西北方为秦朝边防前线的事实。同理，即使在云中郡西侧另设有九原一郡，仍然不能对上郡的边郡地位，构成丝毫影响[221]。所以，秦始皇巡游北边，回归都城咸阳，依然可以“从上郡入”[222]，史籍中这条记载，并不能说明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时尚未设置九原郡。

进一步通观秦始皇历次巡行所经行的地点，则可以看到，三十二年这次巡视北边，乃是其视察各地边防状况总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此前在始并天下后的第二年，亦即二十七年，秦始皇第一次出巡，就是巡行北边，当时系“巡陇西、北地”两个西北边郡[223]。设若在始皇三十三年以前，秦果置有九原郡，那幺，秦朝西北边郡，由西向东，依次应为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九原、云中。因为在二十七年首次巡行时已经查看了陇西、北地两郡的边防状况，三十二从碣石西归时，秦始皇便需要接着巡视上郡以东的边地。上郡南临京畿内史地区，是秦都咸阳北方的屏障，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，不能忽视不顾。所以，不拘九原郡设置与否，秦始皇此行，都要视察上郡，因此也就一定要“从上郡入”；王国维的推论，不能成立。

事实上，九原地区至迟在魏襄王十七年亦即赵武灵王二十四年，即已被赵国控制，时“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”[224]，说明赵国已经拓地至此，并设郡治理。据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，赵武灵王二十六年，又攘地西至云中、九原；翌年，赵武灵王复“欲从云中、九原直南袭秦”[225]。史念海认为，此“九原”与“云中”并列，就应当是与云中并列的郡名，说明“九原固已置郡，与云中同”[226]。后来陈仓又撰文补充说：“九原与云中并述，非仅见于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，《战国策》及《史记》列传中亦时或见之。”[227]陈氏所举例证如《战国策》载苏秦说燕文侯语云：



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呼沱、易水。……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云中、九原，过代、上谷，弥埊踵道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固不能守也。[228]



此外，尚有张仪说燕王，谓“秦下甲云中、九原，驱赵而攻燕”云云[229]。云中之外，代和上谷，也是战国郡名。相互参稽这些记载，可知“九原”应如史念海所论，为赵国旧有边郡[230]。

不过，在上面的论述中，回避了王国维讲述的秦朝在“河南地”新设三十四或四十四县的问题，而最早力主将九原排除于秦朝始并天下三十六郡之外的全祖望，正是据此来推断九原郡的设置年代：



《匈奴传》赵有雁门、代郡、云中三郡以备胡，而九原特云中北界，未置郡也。始皇三十三年以前，其于边郡，多仍前之旧，不闻增设。三十三年，蒙恬辟河南地四十余县，置九原。何以知之？徐广所谓“阳山在河北，阴山在河南”者，刘昭以为俱属九原之安阳，则九原统属河南四十四县可知矣。不然，不应以四十四县之多而不置郡也。然则，九原不当在始皇二十六年所并三十六郡之内。



然而，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所谓“河南地”新增设的这四十四个县，并非仅局限于秦九原郡一隅之地，而是散布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诸郡西临黄河岸边的地方，即《史记》所云“自榆中并河以东，属之阴山”这一广阔区域之内[231]；而且，与前述史念海等人的研究相比较，可知全祖望依据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赵有雁门、代郡、云中三郡以备胡的记载，推断“九原特云中北界，未置郡也”的说法，也并不可信。

全氏以上论述唯一的史料依据，是“徐广所谓‘阳山在河北，阴山在河南’者，刘昭以为俱属九原之安阳”。案“安阳”即九原郡属县西安阳，阳山为今河套北侧的狼山山脉，阴山为今乌拉山、大青山山脉。在秦朝于“河南地”新设四十四均位于河套附近地区这一错误前提下，全氏以为，西安阳县既然辖有阴山与阳山之间地带，则“九原统属河南四十四县可知”。

其实不仅不存在其误解的这个前提，而且全祖望对上述史料的理解，也存在很大问题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五原郡下之司马彪自注，谓西安阳县“北有阴山”，全祖望引述的刘昭说法，便是出自此处：



徐广曰：“阴山在河南，阳山在河北。”《史记》曰：“蒙恬筑长城临洮，延袤万余里，度河据阳山。”[232]



稍一阅读上文，即可知刘昭在这里根本没有谈及阴山、阳山在行政区上究竟何所统属的问题，不过是为司马彪西安阳县北有阴山的记述，添注一些关于阴山、阳山的相关记述而已。这本是古人注书的行文惯例，不能由此引申出西安阳县统辖阳山、阴山及其附近区域的结论。所以，全祖望关于九原郡始置年代的论述，同样经不起推敲。

不过，谭其骧论述九原郡的始置年代，却是固持全氏的看法。谭氏试图通过另外一个角度，来阐述九原郡的境域乃是跨有河套内外地区：



《始皇本纪》，三十二年，使蒙恬北击胡，略取河南地；三十三年，西北斥逐匈奴，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，又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。《匈奴列传》叙事略同，惟三十四县作三十四县。……纪传明言三十三年先收取河南地，又渡河而北，知拓地跨河套内外；河套内外于《汉志》为五原及其分郡朔方，而《汉志》又于五原郡下明言秦九原郡，是全氏之说，断无可疑。